一、抢救病危的乡村文化

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大约有390多万个乡村，现在许多乡村-----特别是“自然村”已经死亡，原来的村委会，小学，幼儿园，乡村礼堂，操场，牛栏，猪圈，硒谷场……等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设施许多已经不复存在。到目前剩下近60万个行政村，关键是在“小村并大村，合村并小镇”的过程中，许多本来有特色文化传承的乡村也在慢慢消失。

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

随着这些空心村、小乡村的消失，附带的乡村文化可能将永远在地球上消失了。

二、开展乡村文化普查，建立乡村文化评价模型

几千年以来，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，960万平方公里，乡村空间占了国土空间的绝大部分。

为了保护好具有优秀文化的传统乡村，抢救失落的乡村文化，十分有必要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“乡村文化普查”，同时由文旅部会同有关部门，建立“乡村文化资源等级评价模型”，根据评价模型制定相应的保护标准，在政策上、资金上、土地上给予一定的保护力度。

此项工作十分庞大，但对于抢救鲜活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三、全国乡村文化登记造册，建立数据库

现在全国的农村宅基地、集体建设用地都在进行普查、造册登记，许多农民拿到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证。在对全国乡村文化进行普查、评估基础上，除了给各地特别优秀又具特色的乡村文化展开保护措施外，还应该建立全国乡村文化大数据库，以备统一进行规划、保护、传承、开发。

四、加强对文旅“乡村民宿”的引导，支持

民宿旅游是近几年特别火的一种新业态，在江浙地区，特别是以德清莫干山民宿为代表，浙江全省有民宿20000个，就业15万人，营业额超100亿元。光一个德清县按年接待超60万人次，形成了十分壮观的“民宿经济”。

但是“民宿经济”条件、规模、服务品质良莠不齐，顾客与业主矛盾纠纷也时有发生。目前尚缺少全国性的收费标准及服务标准，随着“旅游民宿”在全国的普及推广，文旅部或下属协会特别有必要从全国高度制定一套基本的设施要求、管理、环境、卫生等收费的服务标准或品牌标准，加强对“乡村民宿”的调查与管理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有了部颁标准，更应该去推广执行。

五、加强对“乡村旅居、乡村旅养”的研究与支持

随着国家“健康中国”战略的实施，随着中国逐步进入老龄社会，特别是今年“疫情”对全社会特别的影响与冲击，人们对“健康”、“康养”的追求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。

以浙江省长兴县、临安县、磐安县为例，来自上海、苏南等长三角地区的人们周末甚至长年旅居、旅养在这些风景优美、物价更宜、人文和谐的乡村，“乡村旅游”在许多方面正在向“乡村旅居”、“乡村旅养”、“乡村养老”、“乡村旅康”延伸、拓展。

“乡村旅养”、“乡村养老”、“乡村康养”与“乡村旅游”相比，业主应该为此提供更加完备的设施、产品、配套服务，从业人员的构成、能力，应该与“乡村旅游”完全不一样了。可以说乡村旅居、乡村旅养更加讲究体系、设施、技能服务、软件、配套……这些也需要文旅部门会同卫健委、民政部、中医药局等制订相关政策、引导、引领“乡村旅居”、“乡村旅养”产业健康发展。

“乡村旅康”、“乡村旅养”广义上属于“康养”、“康复”、“治未病”及“养老”范畴，从硬件设施、专业技术人员，配套的服务，健康器械方面要求更高，更需要全面引导、超前规划。

2019年末中国60岁以上老人人口数已达到2.5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18.1%,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.76亿人，占了总人口的12.6%……而其中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，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10%，而这些老人的大部分人居住在农村。因此，加强乡村旅养、乡村旅康问题的研究，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。

六、加强“乡村文化公共设施建设”

为降低管理成本，“合村并镇”或“合小变大”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，由于原有“村庄”的一系列变迁，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许多方面也跟不上“合小并大”的脚步。

如华东某省，原有的村庄大部分配置有文化礼堂、文化设施，但是随着“合小并大”、“合村并镇”（大村及行政中心）原有小村的许多公共文化设施就会出现了管理真空、维护真空。而像广西、江西、山西、安徽等省，许多乡村公共文化设施跟不上，队伍跟不上，经营管理措施也比较薄弱。

因此，在脱贫攻坚基础上，还需要加强中西部地区乡村文化公共设施的建设与投入。

七、加强乡村文旅队伍建设

要发展乡村旅游，需要专业人才。未来许多乡村会发展乡村旅游，但是他们目前缺少文化旅游人才，因此，可以以“传、帮、带”，国家级——省级——县级——乡镇级多层次培训文旅人才。可以与当地所在的高等院校、职业院校进行定向培训，短期培训也可以纳入“万企帮万村”计划，开展“文旅教育帮扶行动”。

根据习主席“五个乡村振兴”的思想，乡村振兴包括“文化振兴”，即使有些村庄不发展文旅产业，同样也需要培养文化人才，因此，加强“乡村文旅队伍建设”十分有必要。

八、可以探索“乡旅特派员”、“乡创特派员”、“文旅特派员”制度

全国许多县市，在发展科技农业时由于农业科技人员相对比较少，增设了“科技特派员”制度，有时一个“特派员”指导无数个村庄的百姓致富。像北京市有“科技特派员”近万人，在线平台服务500多万人次，带动了365贫困村，近53000户贫困农民脱贫增收。黑龙江省的“科技特派员”制已覆盖了全省13个市地的绝大部分地区，……近二十年来，许多特派员被当地老百姓誉为农业技术进步的“发动机”，科技成果转化的“加速器”。

由于文旅工作的特殊性、技术性、专业性，我国庞大的文旅产业市场，尤其是面对基础薄弱的乡村，我提议国家文旅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及省市从政府层面增设“乡旅特派员”、“乡创特派员”、“文旅特派员”。

考虑到以前工作中“重规划，轻策划”，“重硬件，轻软件”，“重建设，轻营销”，“重设施，轻品牌”，需要组建专业性更强的“乡创特派员”，“乡旅策划特派员”,“乡旅营销特派员”，“乡旅品牌特派员”，“乡旅网红特派员”，“乡旅景观特派员”，“乡旅夜游特派员”，“乡旅活动特派员”……  全国发展几十万“乡旅特派员”，“文旅特派员”，“乡品特派员”真正盘活沉睡的百万乡村，把乡村旅游活起来，动起来，大大促进内循环。

目前全国有73.9万名科技特派员，全年培训农民和创业者达3600万人，服务带动农民增收超过6000万人，我国有近360万个自然村，29000个小城镇，如果按照15%~20%的4A全域旅游功能设施，一般美丽乡村按照3A旅游景区的功能建设（浙江省美丽乡村标准亦是如此），全国就需要几十万、上百万“文旅特派员”、“农旅特派员”，另一方面，也给“特派员”们提供了乡旅、乡创广阔的天地与专业技能应用的舞台，可以让他们走向农村，走向实践。

我相信，经过专业培训的“乡创特派员”、“文旅特派员”就像活跃于全国各地的“科技特派员”一样，一定能客观上推动全国各地的乡村旅游、乡村休闲、乡村旅养、乡村民宿的发展，也有利于国家的“内循环”战略的实施。

九、开展“乡村文创工程”或“田园文创工程”

日本，德国，荷兰及台湾地区，乡村文创非常发达，亦是他们乡村再造的一个亮点。日本，美国，德国历史上都有一个“创意普及运动”，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创意普及运动，日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创意普及运动，如：日本东京的“一日一创”行动持续了几十年。我国正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，习主席更是提出“创新是第一推动力”，面对专业人才稀缺的广大农村，很有必要开展“乡村文创工程”。

十、开展“数字乡旅计划”

智能化、数字化是未来社会发展大势所趋，现在国内也在推动新基建，而面对刚刚兴起的乡村旅游、田园旅游，其智能化、数字化任重而道远，可以说尚未起步。

因此，从顶层设计上，顶层策划规划上切入“数字乡旅”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近几年勃兴的“田园综合体”热，很大部分业态上靠“田园旅游”，但由于相关专业部门参与度不够，常常缺少“智慧田旅”、“数字乡旅”的业态与投入，因此，在新一轮“乡村振兴”、“田园文旅”风口开展“数字乡村计划”十分有必要。

【陈放，从事创意产业、文化旅游、乡村旅游27年，北大，清华，浙大等特聘实战讲座专家。出版《创意学》、《策划学》、《中国旅游策划》、《乡村振兴 创意田园》、《核策划》、《国际品牌标准手册》各类著作近60部。】